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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已經過關 但依然不被澎湖民宿信任
　　公眾東森房屋知情權被漠視 多地抵制垃圾焚燒
　　本報記者msata 劉世昕
　　垃圾焚燒似乎陷入一個解不開的死結。一邊是“十二五”規劃提出，2015年，全國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的能力中，永慶房屋垃圾焚燒要占到35%以上的比例，這也是我國第一次在五年規劃中提到垃圾焚燒目標；一邊是老百姓對自己周邊要建的垃圾焚燒廠，大多採取拒絕到底的態度。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桃園婚禮佈置教授劉陽生見證了過去近10年間，全國多個垃圾焚燒項目被當地老百姓抵制的過程，從北京六里屯，到廣東番禺、廣州花都，哪一個都算得上當年最著名的公眾環境維權事件。
　　而在他看來，老百姓反對垃圾焚燒，既有對垃圾焚燒危害的擔憂，但更重要的是，一些城市在上馬垃圾焚燒項目時，透明度不夠，公眾知情權被漠視，更談不上參與。
　　2012年曾對多家垃圾焚燒廠做過調研的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顧問總工白良成則認為，單純講技術，現有的處理工藝能將垃圾焚燒產生的有害物質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但很多時候，管理上的漏洞可能導致處理垃圾的過程變成對環境的二次污染。最典型的就是垃圾儲運過程中的惡臭問題。在他看來，要推進“十二五”規劃中垃圾焚燒的目標，關鍵是通過清潔焚燒取得公眾信任。
　　在環保部近日舉行的專家研討會上，多位業界專家都認為，既然“十二五”規劃已經明確，焚燒是垃圾無害化處理的重要模式，那麼地方政府還是應該通過提高決策的透明度、公眾參與才廣度，提升企業的管理水平，化解公眾對垃圾焚燒的“敵意”。
　　信任危機背後是信息不公開
　　劉陽生從來不避諱講自己被“反燒派”困在廣州花都區政府大樓的經歷。
　　2013年年初，廣州市計劃在花都區建設垃圾焚燒項目，不料卻兩度因為備選地居民反對而擱淺，目前不得不第三次選址。
　　在劉陽生看來，廣州市花都區垃圾焚燒項目數字受阻很關鍵的一個原因是，在地方政府宣佈要建這個項目時，公眾毫不知情。由於無法直接參与到包括選址、技術選型等項目的具體工作中，公眾會因信息不對稱對該項目產生不信任感。
　　而令公眾更走向對立的是，政府各部門之間也常出現因缺乏有效溝通協調導致口徑難統一、自相矛盾的問題。
　　在花都項目上的典型事件是，當花都區的一個部門意識到要通過推進公眾參與項目環評獲得更多支持時，另一個部門卻突然公示垃圾焚燒項目具體開工的時間表，並表示要在2014年完工，政府部門間的信息矛盾，導致政府公信力受到質疑。
　　再加上，同屬於廣州市的李坑垃圾焚燒廠曾經在開始運營時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加劇了當地公眾垃圾焚燒的負面印象。
　　劉陽生說，雖然李坑垃圾焚燒廠後來運行得不錯，但由於前期已經在老百姓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之後政府部門和專家再怎麼說好，老百姓還是對垃圾焚燒廠的安全性持懷疑態度。
　　“反燒派”的過激行為不止出現在廣州花都區，作為一名推進垃圾焚燒的專家，劉陽生這些年參與了很多垃圾焚燒廠的建設。他篤定地認為，但凡是老百姓反對得厲害的項目，基本都是前期規劃中信息不透明，公眾參與較少的項目，越是偷偷摸摸，老百姓越是不信任，越是認為不安全。
　　劉陽生的記憶中有很多類似的場景，儘管專家們能搬出一大堆科學數據證明垃圾焚燒的污染問題是可控的，面對老百姓的質疑，甚至是拍桌子罵娘，政府職能部門的官員真是無言以對，確實理虧。  
　　管理漏洞導致公眾怨聲載道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顧問總工白良成和他的團隊曾走訪了國內100多家垃圾焚燒廠，從學者角度，他認為，技術上已經完全可以控制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的煙氣、飛灰、惡臭、滲濾液、噪聲等問題，但前提是運營垃圾焚燒廠的企業要有較強的管理水平，不能因為管理出現的漏洞污染周邊環境。
　　公眾反對垃圾焚燒，最主要的是擔心焚燒過程中產生的二噁英。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固體所副所長黃啟飛也承認，不管怎麼說，按照豚鼠的毒性當量倒推的話，二噁英的毒性的確是氰化鉀的1000倍，但公眾也不必過分擔憂。
　　數據顯示，2008年全國二噁英排放量約為6kg，而垃圾焚燒所占比例約為2.5%，相比鐵礦石燒結、再生有色金屬生產、煉鋼生產與廢棄物焚燒等行業，垃圾焚燒貢獻有限。
　　而白良成對100多家垃圾焚燒廠的調查也表明，90%焚燒線二噁英的排放濃度都能達到歐盟的排放標準。    
　　白良成說，本來說服公眾建垃圾焚燒廠就不是很容易，如果由於管理問題造成對環境的影響，企業和政府的公信力就又會大打折扣，垃圾焚燒廠的運營管理亟待規範。
　　劉陽生也認為，老百姓不滿的很多垃圾焚燒廠的問題其實就是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最典型的就是垃圾惡臭的問題，他自己就有過夜裡被垃圾臭味熏醒的經歷。
　　垃圾焚燒廠的惡臭一方面來自垃圾的儲運管理不到位，另一方面是垃圾滲濾液的處理出了問題。相比二噁英的處理，惡臭的問題解決起來相對容易，但卻讓周圍的百姓怨聲載道。
　　白良成建議說，垃圾焚燒廠的運營企業應該明確，這類企業的定位應該是環境和社會效益排第一位，更重要的是要處理好周邊的工作關係。
　　國內也有一些能跟周邊公眾和平相處的垃圾焚燒廠，很多企業的經驗就是每年發佈一本環境報告，讓公眾瞭解企業一年燒了多少垃圾，發了多少電，特別是環境指標到底達到什麼程度，每個月的指標都有公佈，讓公眾容易接受。
　　公眾參與缺乏法律支撐
　　儘管劉陽生反覆用自己親歷的多個案例來說明，垃圾焚燒廠建設、以及運行過程中，公眾全過程參與的重要性，但也令他備感遺憾的是，其實我國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公眾參與的法規和細則。當要一個垃圾焚燒廠時，應該組織多大規模的公眾參與，什麼時候讓公眾開始介入，都沒有統一的規範和要求。
　　劉陽生說，公眾參與的力度，直接影響垃圾焚燒項目被認可的可能性。按照技術標準，垃圾焚燒廠與居民區應該有300米的防護距離，但在現實中，有的焚燒廠與居民區的距離低於300米，但由於公眾參與度高，管理規範，大家都能相安無事。但有的焚燒廠，雖然距離居民區有1公里的距離，但由於公民知情權被漠視，管理又不到位，臭氣熏天，老百姓自然要抵制。
　　劉陽生建議，市政部門應該對垃圾焚燒廠的建設制定公眾參與的預案，細化公眾參與的路徑。
　　環境保護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岑超平則表示，針對公眾關心的問題，可以引入公眾監督。比如，在線監測，有的地方確實出現數據造假的現象。根源是企業的環境意識不高。這樣的數據如何讓公眾相信？
　　岑超平建議，應引入第三方監管，加強公眾參與，讓更多的人到現場看看。污染防治設施的正常運行光靠環保部門監測站，難以全覆蓋。
　　本報北京1月8日電
（編輯：SN028）